將“壞畫”作為目標,你一開始就輸了
看王音的個展,自然會思考繪畫與反繪畫的問題?!皦漠嫛辈恢朗悄哪暝谥袊L畫界開始流行的,反正這幾年大家熱衷于討論。事實上,直奔“壞畫”而去,或是“為了壞畫而壞畫”,大多是失敗的。相反,在中國“好畫”實在是太多了。我們這個繪畫——教育系統(tǒng)的建立,目的是讓你成為一個好畫家,讓你能畫好一幅畫。所以,將“壞畫”作為目標,你一開始就輸了。
“壞畫”是學不來的。它違背了你的視覺訓練、慣性表達、乃至審美趣味。所以,追求“壞畫”需要勇氣。有勇氣還不行,還得有的放矢。于是,你需要找到一個參照系,或者設定一個語境。沒有參照就沒有對比,也就無所謂好壞;沒有語境,也就沒有藝術史生效的邏輯。倘若同時具備上述兩個條件,勇氣才有可能讓你的作品顯得另類而前衛(wèi)。
事實上,1980年代以來,中國當代繪畫中一直隱藏著兩種前衛(wèi)的邏輯。一種是社會學的前衛(wèi),一種是美學的前衛(wèi)?!爸匾牟皇撬囆g”、“藝術需要大靈魂”就屬于前者,“純化語言”、“追求藝術本體的獨立”可以屬于后者。兩種前衛(wèi)曾有一個共同的目標,就是攻克以體制、學院、意識形態(tài)等所形成的堡壘。問題是這兩種前衛(wèi)從一開始并不是“井水不犯河水”,相反,始終在不斷的砥礪,抑或是博弈?!靶鲁泵佬g”時期,毫無疑問是“大靈魂”取勝。1990年代,“政治波普”與“玩世現(xiàn)實主義”所向披靡。不難發(fā)現(xiàn),即使在當代藝術的內部,美學前衛(wèi),或者來源于語言學的變革仍然長期處于邊緣地位。只到2000年以后,這種狀況才得以扭轉,換言之,“壞畫”得以被討論,實質是這一脈絡的創(chuàng)作傳統(tǒng)已經(jīng)無法再被遮蔽。在另一個層面,則說明美術界對1990年代以來當代繪畫那種表層的、符號化的社會學敘事方法的厭倦。
美學前衛(wèi)并不意味著你的作品必然是“壞畫”,畢竟,“壞畫”還涉及到趣味問題。但是,趣味很難說清楚。自古以來,趣味就有身份、階層、圈子、階級,甚至南北之分。更何況,立足于個人,完全可以義正言辭地說,這就是我喜歡的趣味。而事實上,不管是個人,還是針對一個群體,尤其是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中,趣味都是被建構起來的。因此,趣味有自己的歷史,也有流行與邊緣之分。從這個角度講,美術史的一個重要的發(fā)展路徑,也就是關于趣味的歷史。在趣味所形成的譜系中,“壞畫”的真正目的,實質是與流行的趣味拉開距離,使其形成反差。
當塔克爾(Marcial Tucker)1978年在紐約新博物館策劃“壞畫”展的時候,一方面是推出一種能打破當時流行的審美趣味,以及有別于現(xiàn)代主義的、經(jīng)過重新編碼的繪畫;另一方面是讓藝術擺脫觀念,重返視覺。早在1960年代中期,阿瑟·丹托就預料到“哲學對藝術的剝奪”。從那個時期開始,在各種后現(xiàn)代話語的裹挾之下,觀念藝術開始統(tǒng)治了藝術界二十多年。正是對觀念藝術的反撥,1980年代初繪畫在歐美全面復興(當然,背后也有商業(yè)的考慮)。然而,正是對非主流的、另類的趣味的追求,“壞畫”堅定地走向了反現(xiàn)代主義繪畫的道路,甚至走向了反繪畫的道路。
其實,說來說去還是個人自身的理解問題。今天的藝術家太迷信“藝術家”這個詞,或者說太相信自己。樂觀地認為,只有藝術家個人才能賦予作品意義,成為趣味的主宰者。其實不然,繪畫系統(tǒng)才是意義最大的生產者。一位優(yōu)秀的藝術家,既重視個人的創(chuàng)作脈絡,也會從繪畫譜系和上下文中去發(fā)現(xiàn)問題。
王音就是這樣的藝術家。1990年代以來,以王音、王興偉、張恩利等藝術家為代表,致力于語言的建設,抵制庸俗社會學的滲透,并與波普的、圖像的、符號化的繪畫拉開了距離。在王音最新的個展上,讓人敬佩的是他的執(zhí)著與堅守,他對繪畫的守護,在我看來,就是讓繪畫遠離宏大敘事,拒絕被意識形態(tài)編碼,相反,回到日常,回到生活,回到微觀,回到形式,回到繪畫本身。對于畫畫的人,做加法容易,減法反而難;為畫畫注入意義容易,讓它變簡單卻并不輕松;追求結果容易,將過程作為目的就具有挑戰(zhàn)性。就像佛教中所說的輪回,這是需要修煉的。從這個角度講,“壞畫”并不壞,而是說藝術家首先需要考慮到既有的繪畫系統(tǒng),立足于上下文,并以個人的方式推進,使作品在審美、修辭與敘事方式上與當下流行的、主導的、媚俗的繪畫拉開距離。由于太多的人追求“好畫”,王音自然就顯得孤獨且另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