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久前在一個公開學術會議上發(fā)生的一次兩個人間的“批評糾紛”，年前進入公共輿論領域再發(fā)酵，引發(fā)了廣泛的連鎖反應，過了年似乎仍在擴散中，頗有羊年本“和味十足”卻硬是讓一部《狼圖騰》攪得“狼意濃濃”之困惑……
 

 

比如說道德批評、評論的話題。關于此，在討論中我寫下自己的幾點經驗是: 1、公私分明，私人的，一般不議，公的——公家的和私人而提升為“公共的”——兩種情況，盡量而為；2、指事有實，指人有姓，言者署名，言責自負，樹法律意識，不告無名狀，不做無據斷；3、分而論之，一事一議，輕重有度，人無完人，既然分域而治，則道德未必跟專業(yè)有必然正比關系。在這次“批評糾紛”事件中，我也在一家大眾媒體上寫了短評，多少也有點“行風業(yè)德”評論的意思，但大家留意，我本人嚴謹地遵守了自己的原則：個人主張真名實姓批評，但該評論特別隱去姓名；認為所議論的事實對普遍的行業(yè)標準辨認、行風、業(yè)德有一定的公共提示意義。

 

但在本次事件延伸出來的界內兩位頗有聲望的批評家的辯論中，我很遺憾地看到，與雙方話題關系不大“為人”、“人品”等道德評價話題被拉了進來。我并不反對道德批評、評論的監(jiān)督功能，但反對不具體化、不規(guī)范化的濫用泛用，尤反對學術討論用“道德牽連法”，除非該項學術涉及抄襲、貪腐、唯利是圖等行風業(yè)德。一大導演犯規(guī)超生，他還可能拍出好電影，真拍出我還愿意捧場。盧梭家德不咋地，對自家孩子不聞不問，以至于伏爾泰和狄德羅借此抨擊其道德缺失，不配談什么崇高與愛，但偏偏盧梭就寫下經典教育名著《愛彌兒》，甚至為世人留下很多“道德名言”。談道德問題，最好另單開就此事論此事的頻道，或到“八卦版”去討論。而且，還要注意其他具體化問題：官員、公職人員、公眾人物和一般人要分別；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要區(qū)分；進入還是沒進入公共輿論領域、其是否揭示和關涉公德問題要不同。還需考慮標準變化：同是通奸，那么現代的韓國才剛剛認為此罪違憲侵犯個人權利而取消，但現伊斯蘭國家足可因此罪處以石刑，在咱國我支持官員通奸應受“紀律”處罰；女權主義者跟非女權主義者有不同的標準看待失戀失愛；過去超生現在超生因時有別；當事人是否協(xié)議處理、所涉單位是否處理、當事人是否已擔責受罰不同對待……等等。從策略講，私德問題往往跟別人無關，除非你單獨跟他∕她生活或共事，真如此，你到時再找對策甚至跟他∕她約法三章也不遲，隔空隔時隔地問候別人私德干什么呢？

 

藝術家、批評家如果真算是一種“職業(yè)”，相對于其他職業(yè)而言，我認為最大的一個區(qū)別點或者在于：他們更多地是以個體化勞動為主要特點的。所以，無論像事件討論中如何呼吁中立、公益基金和組織（機構）的生成及介入藝術批評活動，但最起碼有一點是明確的：自律。我曾在一次討論批評家年會這個“組織單位”、學術共同體及其批評家成員時寫道：“按共同體生存的特點：成員之間沒有‘批評’，就沒有競爭，就必缺乏活力；但若批評越線變成‘戰(zhàn)爭’，同樣有消散危險，故成員又需要克制、理性的‘自我批評’。共同體成員之間一定是相對比著存在、相比較著優(yōu)化自我的。”人不人格、道德自律，會爆粗、干架。批評家不自律，會左右搖擺見利忘義。辯論者不自我約束，會超越規(guī)則失去理智。

 

這就難怪，在發(fā)達國家，有著成熟的辯論文化和環(huán)境，辯論是有規(guī)則和機制的，就像電視上的總統(tǒng)選舉辯論，辯論雙方無論你為誰誰、哪黨“站臺”、“坐臺”，最起碼站中得有個主持人，最要命的是，電視機前千萬選民亮眼睛豎耳朵著，各種明說、暗念的“注意事項”你不得不心里裝牢點……“藝術職業(yè)”、“批評職業(yè)”也大抵如此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