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月10日，由廖廖策劃的“史金淞個展：第三種復制”在白盒子藝術館開幕，展覽上呈現(xiàn)由史金淞“松系列”的原作與山寨版構建的裝置作品，并且邀請生產廠商到現(xiàn)場展開對話。

復制是西方哲學中被不斷討論的主題之一，本雅明驚世之作《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》（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）對于復制的重新定義基于他對于時代、社會、生產之間的變化，而提出了機械時代復制的政治性目的，這也是最早的對于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理論性探討。但從歷史上來看，藝術作品向來都能復制，而以機械手法來復制藝術品卻是工業(yè)革命時期產生的新現(xiàn)象。

西方哲學史的諸多討論，均來源于柏拉圖，而也正是在柏拉圖最早討論了復制的概念， 柏拉圖的復制論，基于 “模仿說”，主要集中在《理想國》第十卷。 “模仿”(mimesis)一詞大概源于古希臘時期宗教祭祀、典禮的禮儀活動。公元前五世紀，這一術語應用到哲學和藝術領域。柏拉圖認為這現(xiàn)實世界之上還有一個理念世界。理念世界是神創(chuàng)造的，是真實世界?，F(xiàn)實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而來，是理念世界的 “影子”。而藝術是對現(xiàn)實世界的模仿，是 “影子的影子”。因此認為模仿的藝術是不真實的，而且還會 “培養(yǎng)發(fā)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，摧殘理性的部分”。

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，繼承并批判柏拉圖的?“模仿說”。亞里士多德的?“模仿說”集中體現(xiàn)在著作《詩學》中，他認為藝術是對于實物的模仿，但因模仿的對象、媒介、方式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種類的藝術。這位亞歷山大大帝的導師認為模仿是人的本性，模仿的藝術不僅可以給人們帶來快感，還可以幫助人們“求知”。討論復制，必然討論復制品的來源、性質、原件與復制品，而對于復制的本質性討論正是從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展開。

在希臘哲學周，到本雅明之前，休謨與維特根斯坦也集中論述過復制主題，事實上沒有休謨也就不會有后期認識論的轉向，休謨的復制論正是基于知覺而言的，人的心智“確實被限定在非常小的范圍內”，里面別無他物，只有來自感官和經驗的知覺，因此所有的復制也源自認知。當史金淞原創(chuàng)松樹與山寨版同場，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傳統(tǒng)文化符號的松樹，在傳統(tǒng)文人精英的文化語境中，在當代藝術家的視角下，以及在大眾文化的消費角度下，所具有的不同的審美意義。也可以看到復制廠商在于認知體系中的被限定特征，所有的山寨作品均是對于原作的理念性追求，但他們并不復制原作對于藝術的認知，只是在審美的需求中，山寨作品完成了模仿與復制。而換一種角度來說，史金淞的作品也來源于對中國古典美學的認知，創(chuàng)造基于認知，這是必然的。

在維特根斯坦對于復制理論的矯正中，他從邏輯角度討論復制，他認為沒有邏輯形式，語言、思維和外部世界就無法產生聯(lián)系，因此復制是一個關于整體邏輯的復制，“復制針對事實，而非事物或對象”，在這種角度而言史金淞的作品也不存在被模仿，而是其作品所代表的整個東方審美邏輯被復制。但藝術家可以擴展創(chuàng)造，可以擴充邏輯，維特根斯坦考慮到這樣的特征，他認為復制存在不可言說的部分，藝術正是基于這種不可言說，而產生新的含義與創(chuàng)造。而被藝術討論更多的復制來自本雅明和安迪·沃霍爾，本雅明提出的“機械復制”，技術進步與工業(yè)化生產使大規(guī)模的藝術品復制成為可能，“機械復制”是大眾文化興起而精英文化隕落的標志。而安迪·沃霍爾在作品中不斷重復的商業(yè)文化與流行文化的圖像，絲網(wǎng)印刷的復制符號反映了商業(yè)化與消費主義對現(xiàn)代價值觀的巨大影響。

當史金淞原創(chuàng)的“松系列”作品在全國各地遭遇普遍的山寨盜版，他沒有采取簡單的維權，而是購買與租借了數(shù)十棵山寨松樹，布置了一個“個展”。他用山寨品來打造“個展”，表現(xiàn)了對知識產權的多元化思考。今日中國的諸多困境源自于與其它經濟體關于知識產權的糾紛，這不僅是政經，更是文化沖突。按現(xiàn)代觀念，維護知識產權保護原創(chuàng)者利益，但在互聯(lián)網(wǎng)語境中，分享精神又變得越來越重要。第三種復制的展覽試圖呈現(xiàn)出“知識產權”在當代語境中的復雜而真實的面貌。

展覽將持續(xù)至12月3號。